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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亿新赛道,浦东这家企业正为患者精准打造“试药替身”

浦东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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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新药的研发,通常需要耗资10亿到20亿美元,历经10到15年时间,但最终能获得批准进入市场的只有约10%。新药研发如此困难,其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动物模型与人体之间较大的差异性。

在新药研发的早期阶段,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那便是临床前大动物实验。这一环节用于评估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是否满足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要求,只有通过了该项试验,药品才能进入下一个研究阶段。这里的大动物通常是指猪、狗、猴等体型较大的动物,因为它们的生理结构和代谢过程更接近人类,能够更好地预测药物在人体内的反应。

但毕竟只是“接近”。如果用人类自己的“分身”取代大动物做试验,岂不事半功倍?于是,“类器官”应运而生——利用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衍生的人类“类器官”,可以完美模拟真实器官的功能,在研究疾病发生机制和探索疾病治疗手段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2019年前后,全球范围内类器官技术开始走向产业化。几乎在同一时期——2018年至2021年——国内也出现了第一波类器官创业公司,逾15家类器官公司在广深、长三角以及北京成立。

在上海浦东,就有一家类器官创新型企业,上海万何圆(OneTar)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何圆生物”)。这家2020年成立于张江的平台型类器官技术研发型企业,致力于为“创新药”在临床试验前后期进行药物筛选打造一个高敏感性的综合型药物检测平台,已构建了多种肿瘤类器官生物库(肝癌、乳腺癌、骨肉瘤、肛肠癌、头颈肿瘤等),为医药企业提供用于持续研究的生物样本。



今天,请随科Way一起走进万何圆生物,来了解下什么是类器官技术,以及这个国内类器官领域的领跑者如何助力“创新药”的研发和进一步临床转化。






类器官的“庐山真面目”

在万何圆生物的研发实验室中,记者看到了类器官的“庐山真面目”。

生物安全柜前,科研人员从培养箱中取出一个细胞培养皿置于显微镜下,电脑屏幕上随即显示出显微镜下的“活物”:一个形态完整的类器官。



“类器官技术是利用人体组织中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增殖、自组织和分化能力,在体外环境中培养与来源组织高度相似的、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三维培养物。由于体外培养的类器官与来源的人体本身组织算得上是‘同宗同源’,二者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基因特征上高度相似,因此类器官可视为患者的‘替身’。”

万何圆生物市场部总监刘君毅介绍说,这项技术有望彻底解决现有的动物模型成本高、周期长、供需不稳定、无法在临床前试验中真实模拟在研药物的临床实际药效与不良反应等短板问题,从而实现在降低新药研发成本与周期、患者个性化精准医疗、解密人体基因奥秘等各类应用上的可能性。

与传统细胞系模型最大的区别是,类器官是3D的——它有异于细胞系的二维平面贴壁生长模式,以三维立体结构方式生长。

过去,人类只能掌握某一组织的2D细胞系模型,这类模型缺乏组织结构与体内微环境的“全局观”,临床相关性低,基于此开展的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而类器官技术,却能在体外复制出完整的复杂结构体,保留来源组织异质性,带来“真实”性。

在生命科学领域,细胞系、酵母、线虫、果蝇、小鼠、斑马鱼、非人灵长类动物等“工具”已经统治了几乎百年的时间。正如有了天文望远镜后,人类的视野才伸向了广袤的宇宙一般,类器官这一新工具,也被认为能在生命科学领域开拓出全新的疆域。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类器官市场规模为6.9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34.2亿美元,增长空间广阔。



在科研环境下培养出几个类器官的难度并不算高,而实现类器官的规模化、标准化培养却有着极高的技术壁垒。刘君毅告诉记者,类器官的培养一方面需要用到特定的培养基、组织消化液、细胞冻存液、培养基质胶、配套的试剂以及配套的硬件设备等,这些“配方”是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

另一方面,还需要一支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在类器官培养过程中,如何对组织与细胞进行预处理、添加哪些培养基成分、何时应该进行下一步操作等等,是需要经验积累方可获得的“敏锐度”。

在这方面,海外仍具有先发优势。国内的创业企业也普遍是由“海归”领衔。比如,万何圆生物的两位创始人均于2016年前就在美国从事类器官相关研究,并掌握了一整套完整的技术方法论;浦东另一家类器官企业丹望医疗的创始人华国强也是自2009年起就在美国纪念斯隆卡特琳癌症研究所从事类器官领域研究,经历了学术概念验证到临床验证、产业化应用的全过程。

不过,以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正在奋起直追。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国际领域发表的类器官文献数量,从十多年前全球排名第六位跃至2020年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产业化方面,由于“海归”们的助力,国内其实并不比海外逊色多少;并且由于医疗应用场景丰富,在部分领域甚至还有优势。




为每一个患者选出最有效药物

总体来看,类器官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种:

其一,开发类器官模型、芯片,布局药敏筛查领域,成为“精准用药检测服务供应商”,其主要的应用场景在医院,下游客户为患者;

其二,基于类器官技术平台,或独立或与药企合作,布局药物适应症拓展或试水新药研发,基于该模式,企业又可走新型CRO路线或成为新药研发公司;

其三,以类器官技术来开发布局再生医学,比如实现脑、心脏、肝、肾、胰腺等类器官的成功培育,该路线最为前沿,但目前转化条件尚不具备。

究竟哪一种商业模式能够走通?

由于整个行业尚处于早期“萌芽”阶段,还没有答案。从记者的调研来看,行业尚处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状态。

比如,万何圆生物目前侧重于“精准用药检测服务供应商”模式。2021年后,随着中、美药监机构陆续对类器官参与开发的新药开放审批通道,万何圆生物开始参与新药研发领域,同时也在储备毛囊、皮肤类器官等再生医学技术与产品。



据介绍,国内医疗市场对类器官存在着较大的需求。成立仅三年,万何圆生物已构建了肝癌、乳腺癌、骨肉瘤、肠癌、头颈部肿瘤等30多种肿瘤类器官的生物样本库,用于帮助肿瘤患者确定最优的治疗方案,并与多家医疗机构合作,成为医院的检测服务提供商。

“肿瘤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即使同类型的肿瘤,不同患者的疗效差异也可能非常大。传统技术实现了‘为某一类患者选出有效药物’的目标,但对‘为每一个患者选出最有效药物’的终极目标却依然束手无策,而后者已成为临床用药最迫切的需求。”刘君毅感慨道。

显然,类器官可以解决上述这个问题。刘君毅解释说:“体外构建的类器官模型可以很好地保持体内肿瘤的关键特征,从而成为患者精准的‘试药替身’——代替患者在用药前测试所有可能方案,筛选出最有效方案,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精准用药。”

万何圆生物的数据显示,其类器官药敏结果的临床一致性大于80%,也就是说,通过类器官筛选出的治疗方案,再“复制”到患者身上时,治疗效果的一致性超过了80%。



此外,随着药品审评政策的放开,未来类器官或有望替代动物模型,在新药研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于此,各类器官企业已纷纷布局,比如上海的万何圆、丹望医疗,北京的大橡科技、科途医学,广州的创芯国际等。刘君毅告诉记者,药企对于类器官模型的需求旺盛,已有数十家药企与万何圆生物达成合作。

鉴于浦东张江地区丰富的药企资源,刘君毅认为,基于类器官技术,上下游企业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协同性,通过加强合作,优化产业链,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等方式,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

有话说

总体来看,由于类器官技术处于产业爆发的前夜,在技术上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突破,这需要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夯实;同时,类器官技术企业也在围绕下游医院、医药企业需求进行产业化布局,这仍是一个需要产、学、研等各个产业化元素紧密耦合的新技术领域。










文字丨科way

美编丨小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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