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扩增和肿瘤反应性的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Cytotoxic T lymphocyte， CTL ） 是抗肿瘤免疫的关键细胞，其浸润水平通常被视为预测 免疫检查点阻断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ICB ） 治疗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 这些临床治疗中的现象引发出一个重要思考，即CTL在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发挥致病性功能？ 更重要的是，这些CTL的致病性功能是否依赖其效应功能？

Tarlatamab是Amgen基于其HLE BiTE（Bispecific T-cell Engager）平台研发的一款DLL3/CD3双抗，非对称地融合了IgG1 Fc片段以延长药物半衰期（SCLC患者中中位t1/2约为11.2天），减少给药频率（Q2W给药）。 Tarlatamab通过同时靶向肿瘤细胞表面的DLL3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s）表面的CD3，导致T细胞活化，释放炎症细胞因子和CTL介导的肿瘤细胞死亡。 Tarlatamab作用机制。

癌症免疫疗法的理想结果是产生能够破坏肿瘤的肿瘤特异性CD8+ 细胞溶解T细胞 （ CTL ） ，虽然这些效应细胞的诱导通常是由“辅助”CD4+ T细胞促进的，但这一过程可以被CD4+FOXP3+调节性T （Treg） 细胞抑制 【1】 。 最近研究发现，常规Treg细胞可能不是渐进性生长的肿瘤中唯一的免疫抑制性CD4+ T细胞群 【2】 ，但其他CD4+ T细胞群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仍不清楚，这无疑对癌症免疫治疗，特别是癌症特异性新抗原疫苗，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限制。 近日，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 Robert D. Schreiber 团队于 Nature 上在线发表题为 Neoantigen-specific cytotoxic Tr1 CD4 T cells suppress cancer immunotherapy 的文章，使用含有MHC Ⅰ类 （MHC-I） 新抗原和不同剂量的肿瘤源性MHC-Ⅱ新抗原的疫苗， 发现虽然包含低剂量MHC-Ⅱ限制性肽（LDVax）的疫苗促进了肿瘤排斥反应，但含有高剂量相同MHC-Ⅱ新抗原（HDVax）的疫苗抑制了排斥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