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不断深化粤港澳互利合作，进一步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2023年，国家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了更高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不仅标志着大湾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也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提供了明确指引。

“专利悬崖”是制药领域所特有的现象，意指药品专利保护期届满后，其销售额与利润大幅下滑的现象。 此种现象如同一道无形的悬崖，令众多原研药品难以逾越。 近日，知名行业媒体FIERCE Pharma发布了2024年将失去美国专利保护的十款产品名单。

2022年全球双抗市场规模为57.3亿美元，2023年为80亿美元，据Market.us预计，2024 年至 2033 年会以 37.5%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3年达到约1926亿美元规模。其中，癌症适应症的双抗药物，以71%的市场份额占据着双抗体市场的主导地位。目前有11种双特异性抗体（bsAb）药物获批用于癌症治疗。其中卡妥索单抗(Catumaxomab)作为第一个获批的BsAb，于2013年停止销售。另外其中9种在美国和/或欧洲获批，而卡度尼利单抗在中国获批。目前有200多种双抗产品，超过300项的试验正在进行癌症治疗的临床研究，其中约75%的拟用适应症为实体瘤，25%拟用适应症为血液恶性肿瘤。从研发阶段看，约一半的管线处于二期临床及更后期阶段。 从作用机制来看，治疗实体瘤的双抗主要为T细胞连接器（32.9%）和具有检查点抑制和/或免疫调节作用机制的双特异性抗体（45.1%）主导。相比之下，治疗血液瘤的双抗主要由T细胞连接器（75%）和其他作用机制（21.9%）主导，这些作用机制涉及免疫活性调节，如通过检查点抑制和/或免疫调节来吸引自然杀伤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

蛋白降解剂可分为 PROTAC 分子和分子胶两大类，两者作用机制类似，但结构和药学性质存 在较大差异。PROTAC 可分为三部分，POI 配体连接靶蛋白，通过 linker 与 E3 连接酶配体连接， 可诱导 E3 连接酶和靶蛋白连接，泛素化靶蛋白进而将靶蛋白降解。因 PROTAC 分子具有 linker 和 两个配体分子，分子量较大，通常难以遵守类药五原则，通过提高生物利用度实现口服给药存在 较高的设计壁垒。分子胶通过改变 E3 连接酶和目标蛋白之间的接触面，从而促进二者结合，进而 导致蛋白降解，分子胶的分子量较小，代表性药物如沙利度胺、来那度胺等。PROTAC 分子可理性设计，靶点和适应症比分子胶多元化。PROTAC 分子虽然分子量更大，结构 复杂，但由于其 2 个配体和 linker 均可定制，研究者可自行选择 POI 配体和 E3 连接酶配体。相 反，分子胶虽然结构较简单，具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但其可定制性更低，较难获得指定 POI 的 分子胶。所以从海外的在研管线来看，PROTAC 要多于分子胶。分子胶的靶点主要集中在 IKZF、 GSPT1 上，适应症主要是血液瘤。已进入临床的 PROTAC 靶点

最近ADC（抗体偶联药物）大会一场接一场，各大biotech争相报告自己的ADC管线，预计2024年仍是ADC的主会场。 开发一款入门级ADC似乎并不难， 但如何评价临床前阶段的药理和毒理成了重中之重。 ADCs 与裸单抗的不同之处在于 ADCs 必须与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化，进而将小分子药物运输并释放到细胞内 。

ADC无疑是近几年最火的领域之一， 2022年全球销售规模超过70亿美元，2023年有望突破百亿美元大关，目前已经有15个ADC获批上市，在中国获批的有7个。全球在研的ADC多达几百款，为了追求差异化和提高竞争力，开发的靶点也越来越多，包括热门靶点HER2、Trop-2、EGFR以及一些新兴靶点Nectin-4、EpCAM、B7-H4等。制药巨头也纷纷加入布局ADC管线，国内也有很多药企开发ADC，包括通过自研、并购、或License in等模式布局ADC管线的传统药企，如恒瑞医药、科伦博泰和华东医药等，以及拥有自研类ADC技术平台的Biotech，如荣昌生物和环码生物等。

药物发现整个工作流程都基于药物靶点展开，药物的效果很大部分取决于靶点的好坏。中国抗体开发和小分子发现等技术逐渐成熟，确定靶点后新药开发效率较高；但即便对国际大药企来说，发现安全、有效、可成药的新靶点也是非常困难和高风险的，因此国内企业多采取follow策略，是导致最近几年中国创新药“靶点内卷”的主要原因。典型的例子如肿瘤免疫的PD-1、ADC领域的Her2、小核酸领域的PCSK9。在2016-2021 期间合计受理新药（1649个）涉及的靶点有520 个；前6% (30) 的靶点涉及41%(681) 的新药。选择正确的生物靶点是开发新药最关键的决策，而确定靶点首先需要确定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而对疾病及其机制的研究通常是基于来自动物、细胞和离体模型等间接证据。多篇综述性文章均表示，基于动物模型生物学的机制在人体试验中经常无法复制。因此，制药界非常需要关于靶标及其潜在临床疗效的更可靠的信息，以提高新药研发成功率。因此，直接来自人类的信息被寄予厚望，这就催生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诞生和后续人类遗传学波澜壮阔的发展。

三年前，一家在疫情中融资超过10亿美金的公司，错过了疫情窗口期，没有产品问世。 在时代红利下的人与人之间尊严和体面，正在一点点被剥离。 那一天，中国证监会围绕IPO标准和股份减持两方面大幅收紧了上市公司的准入门槛，叠加上融券业务调整以及降印花税等政策组合拳，史称“828四箭齐发”，第二天上证指数以罕见的5个点大幅高开。

根据PitchBook的数据，寻求利用MDMA（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毒品摇头丸的主要成分）、5-MeO-DMT（5-甲氧基-N,N-二甲基色胺，裸头草碱蘑菇和沙漠蟾蜍分泌物）等致幻剂药物的研发公司，在今年1月份通过5笔交易筹集了至少1.63亿美元，其原因主要是投资者受到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临床数据和美国FDA或将很快批准首款含MDMA药物上市消息吸引，又回到该行业。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新加坡投资基金淡马锡公司（Temasek）与阿布扎比最大主权投资者之一穆巴达拉（Mubadala）的风险投资部门已与生物技术公司进行了谈判，拟为迷幻心理健康治疗和诊所的开发提供资金。穆巴达拉表示，他正在“持续评估所有可能的临床和治疗前景，以解决市场未得到满足的重大需求”。

尽管全球已经逐渐摆脱COVID-19大流行的阴影，但辉瑞的收入状况并未出现明显改善。辉瑞的股价一路下滑，2月2日更是遭遇重创，盘中跌幅达1.61%，最终收盘于26.85美元/股，当日成交额仅为1.7亿美元。相较于2022年年底的股价巅峰，辉瑞市值已惨遭腰斩。然而，这并非辉瑞首次面临如此窘境。2023年12月，该公司市值曾在一日之内蒸发超过100亿美元，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股价的暴跌无疑给辉瑞敲响了警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人们不禁要问：辉瑞是否为2024年的转机做好了充分准备？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辉瑞必须寻求新的增长点以重振旗鼓，并加快转型步伐，专注于其他治疗方法和未来产品线的研发与推广，以期重拾市场信心并实现业绩复苏。